离休来得不容易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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离休来得不容易

按中央组织部有关规定，离休人员必须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参加革命，并在当时享受供给制待遇。

1988年，我认为自己符合条件，就向上级组织部门写了申请报告。过了几天，工作人员告诉我：“你的档案，全部表格中，填写的参军日期都是49年10月10日，所以不能办理。”我委屈地说：“我确实是49年9月下旬参加革命的。”他问：“那你为什么要写10月10日？”我这才想起来了，当时我们排长拿来一摞表格，发给每人一张要我们填写，这是我们第一次见到的《履历表》。为了以后好记，我就“随便”写了参军日期为1949年10月10日。这一切都是“随便、好记”惹的祸。

我不甘心失败，费尽周折，找到了我革命的引路人，当时的队长和指导员，通过他们所在单位党委审查盖章，分别寄来证明材料，材料称时间相隔近40年，记不清易忠荣同志具体参军日期是哪一天，但以下事实是可以肯定的：一是参加革命时间应该是1949年9月下旬。二是他报到后就编入我队，并任命他为二班长。三是连队为庆祝新中国成立，组织出墙报，扭秧歌，他都是积极参加者。

组织部门看了，对我深表同情，称这些证明材料，只能作重要的旁证，不能作为依据，仍坚持原则不能办理。为此我和许多同志向中央有关部门反映。

幸好后来为尊重历史，对人民负责，总政和中组部联合发了个文，指出凡报考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校的学员，其入伍的时间，以当地报纸公布的录取日期为准。1949年9月20日，《新湖南日报》刊登中南军大湖南分校笫一批录取的名单中有我。经中共长沙市组织部认可批准我离休，并于1989年4月20日给我颁发了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老干部离休荣誉证》。接到证书，我万分高兴，为了这一美好时刻的到来，我苦苦等待了470多天。离休当天，我把好消息告诉队长和指导员，感谢他们的关心与帮助，他们为我办成离休而热烈祝贺，尽管这些感谢与祝贺没有物资价值，但其快乐值却为百分之百。

高兴之余，我当天还写了一首打油诗：“离休”办得不容易，苦苦等待四百七，手捧离休荣誉证，美好日子记心里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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